周末读史 | 第五琦与虚钱——大唐王朝创造的虚钱概念
编者按
《IMI财经观察》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，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！ 经《金融博览》杂志授权，“周末读史”栏目正在陆续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石俊志撰写的“货币史话”系列，展现方圆乾坤里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货币文化。
本文为货币史话系列的第八篇，原载于《金融博览》。
以下是文章原文：
第五琦是长安人，善于理财，作过唐肃宗时期的宰相。安禄山起兵造反时，第五琦在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手下作录事参军。安禄山的军队摧枯拉朽般杀将过来，贺兰进明不敢抵抗，迅速丢失了防地。唐玄宗大怒，派人送刀给贺兰进明，军法胁迫，强督作战。第五琦劝贺兰进明多用财帛，厚赏勇士，出奇力战。听从第五琦的建议，贺兰进明果然收复了失地。此后，贺兰进明派第五琦去蜀中向唐肃宗报告战况。第五琦告诉肃宗，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打仗，打仗的胜负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钱，他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职务，好去筹钱来支持军用。肃宗同意了第五琦的建议，给他任命了好几个官衔。第五琦就打着朝廷的旗号，着手整顿盐铁专营，虽名义上不增百姓税务，但实际上从百姓手里收来许多钱，用来支持唐王朝的平叛战争。此后，第五琦建议朝廷铸行大钱，用来以一换多地从民间掠取资财。铸行大钱的政策达到了显著的效果，为朝廷平叛战争赢得了经济实力上的优势。此外，铸行大钱的政策，引发了大唐王朝君臣们更为丰富的想象，由此引发出“虚钱”的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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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使朝廷财税枯竭
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，北方边镇胡人将领安禄山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，在范阳起兵南下。安禄山的军队所向披靡，迅速攻占了洛阳。次年，玄宗弃走长安，率禁军仓皇西逃。在逃亡的道路上，禁军哗变，杀死权臣杨国忠，迫玄宗缢杀杨贵妃，之后拥玄宗继续西逃。同时，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，是为唐肃宗，遥尊玄宗为太上皇。
当时战乱景况尤甚，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荆襄和剑南等地赋税由于被军阀占领等原因都不上缴朝廷。朝廷用于战争的费用全由淮南和江南百姓承担。尤其是各路军队时常叛乱，叛军和朝廷军队各自纵兵抢掠百姓，江淮人民饱受劫难。战争使田地荒芜，江淮地区饥荒严重，饿殍遍野。朝廷为战争募资，也加紧搜括民财，设立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。
然而连年战争，朝廷和民间的财富全都损失殆尽。朝廷财税已枯竭，唯一能从民间掠财的办法，就只有铸行大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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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琦请铸大钱
唐肃宗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，正值朝廷组织军队围剿叛军时，担任铸钱使的第五琦奏请朝廷铸行“乾元重宝”大钱。“乾元重宝”钱法定直径1寸，每千枚重10斤。1枚“乾元重宝”钱法定兑换10枚流通中的“开元通宝”钱。“开元通宝”钱法定直径8分，每千枚重6斤4两。在直径和重量两方面，“乾元重宝”钱比“开元通宝”钱都要大一些。但是，1枚“乾元重宝”钱法定兑换10枚“开元通宝”钱，按含铜量计算，朝廷用10斤铜就可以从民间兑换64斤铜。所以，反复兑换更铸，铸行“乾元重宝”钱就成为朝廷发财的捷径，成为朝廷为了支持战争而从民间掠取钱财的有效措施。
战争需要钱财，从民间掠财，也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。肃宗颁诏批准了第五琦的建议，命铸“乾元重宝”大钱，以一当十，并详细阐述了铸行“乾元重宝”大钱的理由：一是改革币制有先例可循，可有利于朝廷，也有利于百姓；二是国家有难，朝廷缺钱，需要大家出力，汉武帝时也有过类似措施；三是朝廷改铸新钱，但不废旧钱，大家日子照常过，这也是效法古人。
于是，货币改制顺利进行，“乾元重宝”钱与“开元通宝”钱二品并行流通。朝廷也以少换多，聚敛了大量资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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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钱政策使用过度
铸行“乾元重宝”钱，朝廷敛财目的达到，得偿所愿，有效支持了“保家卫国”战争。出主意的第五琦不久之后也升任宰相。
铸大钱的办法真好使，好得出乎意料。第二年，第五琦乘胜扩大战果，下令铸行法定兑换50 枚“开元通宝”钱的大钱，仍然铭文“乾元重宝”，只是加大了重量，加厚了外廓。这种大钱，法定直径1 寸2 分，每千钱重量12斤，由于外廓厚重，所以被人们称为“重棱钱”或“重轮钱”。
于是，“重棱钱”、“乾元重宝”钱及“开元通宝”钱三品并行流通。“重棱钱”最重、最大，但朝廷仅用12斤铜就可以从民间兑换320（6.4斤×50）斤铜。这笔买卖对朝廷相当划算，只有少量的铜就将民间钱财划为已有。同时，市场上大钱充斥，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，一斗米价格居然涨到7000 钱。百姓平生积蓄的“开元通宝”钱，一下子贬值了约96%。那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，老百姓无力问津，全都被官兵用大钱盘剥一空。为了活下去，百姓们不得不开始盗铸大钱。
这种情景如同汉武帝铸行白金三品和王莽铸行大泉五十时的情况。但是，汉武帝和王莽身为帝王，权威无上，错了也无人敢追责。而第五琦虽位居宰相高位，但乌纱帽未必能戴得稳。此时的混乱，第五琦难辞其咎，被贬去做忠州长史。可惜，只走到半路就又被朝廷发配流放到夷州了。不可否认的是，第五琦确实是个财务高手，善会收敛民财。“乾元重宝”切实解决了朝廷缺钱的困境，使朝廷最终赢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。肃宗晚期，第五琦又被重新启用，后来做过朗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京兆尹、判度支、铸钱使、盐铁使、转运使、常平使、户部侍郎、太子宾客、东都留守等许许多多官职，死后还追赠了太子少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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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钱概念的产生
肃宗将第五琦赶出朝廷，并不意味着朝廷不缺钱了。相反，肃宗又立刻要求百官研究钱币改制的问题。经过讨论，认为新钱不宜销毁更铸，但可以改变兑换率。上元元年（公元760年），朝廷下令改变“重棱钱”、“乾元重宝”钱及“开元通宝”钱之间的法定兑换率。1枚“重棱钱”法定兑换30枚“开元通宝”钱；1 枚“乾元重宝”钱法定兑换10枚“开元通宝”钱；1枚“开元通宝”旧钱法定也可兑换10枚“开元通宝”钱。
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安排，它实现了名目货币与金属货币在概念上的分离，1枚金属货币的名目价值被法定为10枚它本身的价值。从此，中国古代钱币出现了“虚钱”与“实钱”名称的区别。
《新唐书》卷五四《食货四》（中华书局，1975年版， 第1387页） 中这样记载：
上元元年，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，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，皆以一当十，碾鬻受，得为实钱，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，由是钱有虚实之名。
在商品买卖计价时，需要用名目货币即虚钱来计价，实际交割时，还要用金属货币即实钱本身来交割。此时出现的虚钱，不同于过去朝代的大钱。过去朝代的虚币大钱，是朝廷铸行比流通中旧钱略大略重的钱，法定其与流通中旧钱的兑换比率，以一当多地兑换流通中的旧钱，从而实现掠取民财的目的。而此时出现的虚钱，则是朝廷直接对流通中的旧钱宣布法定价值，以一当多地代表旧钱本身行使大钱职能。这种奇怪的货币制度，是在唐肃宗时宰相第五琦连续铸行大钱之后产生的，其目的也是为了掠取民财，支持战争。
但是，这种货币制度安排使大家很不容易理解，唐肃宗不得不下诏书予以说明。在诏书中，唐肃宗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说，目前的钱币流通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，物价上涨，人心不安。为了化解矛盾，我们可以采用折中的办法：那个当五十的钱，当得太多啦！我们给它减一减，当三十好啦！新钱还是当十好啦，旧钱也当十好啦，大家都当十，应该没有什么矛盾了吧？但是，这办法是不是好使，咱们心里也没有底，先在京城和京城附近的地区试行一下，各州地方等着朝廷的指示吧。唐肃宗在京城和京城附近地区搞的实验，不久就有了下文。在实验开始后的第二个月，朝廷就宣布将“重棱钱”的价格从每枚50 枚虚钱降低到每枚30枚虚钱，并且通告全国执行。宝庆元年（公元762年），唐玄宗和唐肃宗先后去世，朝廷对钱币流通又进行了全面的改制：“乾元重宝”钱从1枚法定兑换10枚虚钱改为法定兑换2枚“开元通宝”实钱；“重棱钱”被分为大小两种，分别可以兑换2枚和3枚“开元通宝”实钱。不久，朝廷又将所有钱币的价格统一起来，全部以1兑1地进入流通，虚钱的概念就不再被继续使用。
编辑 罗梦宇
来源 《金融博览》
审校 田雯
监制 朱霜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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